“过去我们说到慈善，有一个指数叫‘眼泪指数’。很多基金会的负责人总是在想，手头项目的‘眼泪指数’是多少，总希望项目能够打动人，激发人的同情心。我倒觉得，现在做慈善该讲个‘欢乐指数’了。其实做慈善也是一件让你身心愉快的事情。”

　　让余秋雨“陪吃”，廖昌永“陪看”，高价拍卖智障儿童画作，杨澜最近主持的上海特奥会慈善晚宴欢声不断，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

　　对此，杨澜说现在做慈善该讲个“欢乐指数”了。其实做慈善也是一件让你身心愉快的事情。

　　“眼泪指数”和“欢乐指数”

　　《财经时报》：“余秋雨‘陪吃’，廖昌永‘陪看’”，1月13日上海举办的特奥会慈善晚会传出了这样的新闻，这种慈善是不是有点太娱乐化了？

　　杨澜：我们在想怎么把一个慈善活动办得有创意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增加了非物质性的拍卖内容。和余秋雨共进午餐，畅谈人生、文学的机会以10万元被拍走，由廖昌永“陪看”著名歌剧《图兰朵》亚洲首演的机会也以3万元被拍走。我觉得这在慈善文化方面算是一种创新。

　　过去我们说到慈善，有一个指数叫“眼泪指数”。很多基金会的负责人总是在想，手头项目的“眼泪指数”是多少，总希望项目能够打动人，激发人的同情心。我倒觉得，现在做慈善该讲个“欢乐指数”了。其实做慈善也是一件让你身心愉快的事情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拍卖了第一张智障女孩的画作，我们问她有什么感想，她翘起大拇指说：“我知道我很棒，但没想到这么棒！”这是多大的快乐，它让人觉得被帮助的人不单单是来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施舍。

　　《财经时报》：我们注意到，阳光文化基金会最近还启动了一个计划，就是“北大-阳光慈善/公益培训计划”，这是赢利项目还是其他？

　　杨澜：眼下，在慈善公益机构工作的人员，大致有两类，一类是前政府官员，通常在一些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基金会里工作；另一类就是学者、学生或普通的公司职员，他们做起了许多民间慈善公益机构。其实，这两类人往往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NPO（非盈利组织）管理方面的培训。当他们在负责管理一个机构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如融资、筹款的能力，对公益项目的评估能力，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能力等等方面都很成问题。

　　于是，阳光文化基金会找到了一个定位，就是做一个为有公信力的慈善和公益机构充当“拐杖”的角色。许多公益机构是在第一线做事的，增强了他们的能力，也就帮助了更多的人。

　　不会做高风险的投资

　　《财经时报》：你和吴征先生将所拥有的“阳光媒体投资”股份的51％划入阳光文化基金会，但自05年以来，就有人质疑，“阳光媒体”会将对文化事业的“投资”作为善款，阳光捐赠“含金量”成问题，你认为呢？

　　杨澜：这些都不可能。投资不可能当作善款。阳光文化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，香港对慈善机构要求非常严格，其中的款项必须是捐给慈善机构和教育机构，或者用于扶贫。投资文化项目是不可能的，如果这样做了，肯定过不了香港慈善审计部门的关。

　　当时我们以现金和股票资产为基础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，调动的是有市场流通价值的资产。我们会管理好这些资产，给它一个比较好的、稳定的资产组合。当然出于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，我们也会委托银行管理一些资产，投资一些回报稳定的，安全性高的项目，但一般来说不能去做股票等高风险的投资。

　　《财经时报》：51％的权益是和“阳光媒体投资”的业绩挂钩的，如果业绩有浮动，会不会影响基金会的运作？

　　杨澜：短期来说是会有影响的。短期内我们不可能把公司的股票全部卖掉，因为那样市场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但就长期而言，我们会逐步把它变成比较稳定、低风险的投资组合，然后拿每一年的投资收益来做捐款。这个我还需要时间来整理。

　　有些人我们无法直接捐助

　　《财经时报》：说到机构对机构，阳光文化基金会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机构进行对接，有什么标准？

　　杨澜：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，都必须是公信力比较高，同时操作管理也比较规范的机构，这样的机构我们才会帮他们做事。

　　《财经时报》：但基金会直接拿钱给弱势群体，去帮助他们，这样的事情阳光文化似乎很少做。

　　杨澜：在以往，我们也收到过很多来信，比如从乌鲁木齐、哈尔滨或者某一个边远地方的求援信，其中包括救助白血病人的请求。对于他们，我尽管很同情，但是对于一个处在草创之初、人员也很有限的基金会来说，要就这些求援进行事实核查，一个个地发送款项，还要做后期跟踪，在人力和精力上，都还是很难完成的任务，我们眼下还没有这个能力。

　　放在平时，我看到一个值得我同情的人，我可以拿出钱来，搞一对一的捐助。但对于一个机构来说，它的运作必须有重点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。